5月26日，由今日财富杂志社、中国私募投资行业联合会、上海市各地在沪企业（商会）联合会金融分会共同主办的“2018中国资产管理圆桌论坛暨中国私募投资百人论坛CPF100成立仪式”于上海落下帷幕。先锋国盛股权投资总经理金朝晖参加了题为《资管新规的“破”和“立”》的圆桌讨论，并接受了《今日财富》杂志的**专访，讲述了他眼中资管新规对行业的影响。 先锋国盛股权投资总经理金朝晖 金朝晖，中共党员，金融硕士。2004年2月到2015年11月17日，先后创办了北京仁智信会计师事务所、北京仁智信税务师事务所、北京东方华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2015年11月至今，任职于先锋国盛（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总经理。 投资者自担风险，通道和资金池业务受限 资管新规对资管业务进行了重新定义，并进行了扩充。资管新规中定义，“资产管理业务是指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接受投资者委托，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新规的下发势必对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基金等机构带来影响。 对此，金朝晖分别进行了阐释：对银行理财来说，资管新规规定，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这实际上是在禁止保本理财的发行；对保险资管来说，资管新规对保险资管行业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一方面，众多资管产品中保险行业相对来讲体量比较小，另一方面，保险资管固定收益类为主，非标投资比例不足30%，因此受资管新规影响可谓是最小的；对信托和券商资管来说，影响**的在于其通道和资金池业务。券商资产管理规模中超过70%以上为通道和资金池业务，信托业资产规模一半以上的通道业务也将大幅受限。 对公募基金来说，资管新规中明确，公募产品不允许分级。这限制了公募基金重新发行分级产品的可能；对私募基金来说，资管新规规定，资产管理业务属于特许经营行业，必须纳入金融监管。这意味着，过去银行理财等资管产品对接部分未受监管许可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投资顾问公司发行的私募产品的模式将不被允许。但新规也对私募基金的业务模式开了口子，即以合格受托机构和投资顾问的身份与其它资管产品开展业务合作的，在规定范围内这一模式允许存在。打破刚性兑付，过去无风险投资将转化为风险投资，客户会偏向权益类产品，有利于私募机构的发展。 在此环境下，理财机构将如何布局？如何调整自身产品与资管新规配套？金朝晖认为，资管新规其实已经给出了一系列比较细化的安排： 首先，在定义资管业务时，要求金融机构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产品出现兑付困难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兑付。第二，引导金融机构转变预期收益率模式，强化产品净值化管理，并明确核算原则。第三，明示刚性兑付的认定情形，包括违反净值确定原则对产品进行保本保收益、采取滚动发行等方式保本保收益、自行筹集资金偿付或委托其他机构代偿等。第四，分类进行惩处。 为了推动预期收益型产品向净值型产品转型，让投资者在明晰风险、尽享收益的基础上自担风险，资管新规强调金融机构的业绩报酬需计入管理费并与产品一一对应，要求金融机构强化产品净值化管理，并由托管机构核算、外部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同时明确了具体的核算原则。要求资管产品投资的金融资产坚持公允价值计量原则，鼓励使用市值计量。这一条款对银行理财产品非常重要，未来银行理财产品发展的趋势是向公募基金看齐，银行理财产品未来将类似于货币基金或债券基金。 私募产品分级部分放开，更多资金将流入其中具体到私募基金而言，金朝晖表示，资管新规对私募基金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两方面：投资门槛的提升和业务模式的受限，其中业务模式的受限主要受消除多层嵌套和通道规定影响。 首先是私募基金投资门槛的大幅提升，私募机构在募集资金的过程中将需要更加注意投资者的适当性。此外，业务模式也会受限。资管新规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资产管理产品可以再投资一层资产管理产品，但所投资的资产管理产品不得再投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以外的资产管理产品”。这也就是意味着，私募资管产品最多只能嵌套两层，目前不少私募资管产品都不符合这条规定。私募机构面临着消除多层嵌套和去通道的调整。 除了对私募基金的要求增多，新规中删去了“投资于单一投资标的（投资比例超过50%即视为单一）、或者标准化资产投资占比50%以上的私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的表述，有观点指出这可能意味着对私募产品分级限制的放松。金朝晖表示，“关于份额分级禁令，原本有4条禁令，现在修改为2条，公募产品和开放式私募产品这两条被保留。这意味着主要的公募产品和开放式私募还是要执行份额分级禁令，一些私募产品（封闭式的）进行了少部分放开。” 大量分级产品的嵌入，会导致杠杆成倍聚集，加剧市场波动。对于存量的分级基金，有关部门给了基金公司些许过渡期，时间截止到2020年底。资管新规指出，“过渡期结束后，金融机构不得再发行或存续违反本意见规定的资产管理产品，不能进行份额分级”。这意味着，未来将不会在公募和部分私募市场看到新发行的分级产品，分级基金或将成为历史。 这也意味着，投资于单一投资标的私募产品，投资债券、股票等标准化资产比例超过50%的私募产品可以进行份额分级，份额分级产品范围有所扩大，私募产品显然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投资者对私募的接受度也会大大提高，从而导致资金流入私募产品。 再次，新规允许银行委外资金或其他资管产品投向私募基金，多元化合作成重大利好。由于之前缺乏政策支持，再加上私募不是持牌机构，只能用通道模式与银行合作，显得比较尴尬。今后私募与银行合作合法合规，未来将会有更多资金投向私募，而银行与私募合作不仅扩大了业务范围，也能获得一定收入和利润，对双方来说显然是双赢。集合更多、金额相对较小的各类社会资金，大大降低了社会公众成为股东的门槛，激发了公众的创业热情，也会将更多的社会资金引入到实体经济。 合格投资者门槛被提高，风险把控更合理 资产管理产品的投资者分为不特定社会公众和合格投资者两大类。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资产管理产品不低于一定金额且符合一定条件的自然人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在投资规模认定方面，合格投资者投资于单只固定收益类产品的金额不低于30万元，投资于单只混合类产品的金额不低于40万元，投资于单只权益类产品、单只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投资者不得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资产管理产品。 可见，无论是投资者认定标准还是投资规模的认定标准都较以前提高不少，在信托、私募基金、资管计划、基金专户等产品中，以前其合格投资者门槛多为100万元-300万元，而资管新规则直接将其提至500万元，合格投资者的条件多了一类，这可能会直接减少合格投资者数量，相关产品规模也会受到牵连。同时明确严禁借钱做投资，符合防控风险的精神。 资管新规不仅给私募基金带来巨大挑战，也给很多注重要合规经营的私募基金带来了机会。对于先锋国盛来说，把握住这次机会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实现从管理规模到项目质量更上一个台阶。 先锋国盛作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专注金融科技领域投资，在监管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信息安全、车联网等细分市场寻找优质项目，以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直接投向标的企业，杜绝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 在优质项目遴选方面，先锋国盛严格遵守行研、预立项、立项、投决等一系列流程，多角度反复排查、**度审视筛选，力争排除所有可能的风险，确保投资的每一个项目都能够实现盈利。 “我们在投资者基金认购过程中都会认真测评投资者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承受能力，通过风险调查问卷、投资者风险匹配告知书、风险不匹配警示函等方式，推荐与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门槛提高后，将更有利于我们把控风险。”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不断增长，国民生产总值也节节攀升，其中资本市场也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但同时资本市场的乱象也不断增多。尤其从2012年开始，资管机构在发行产品时往往涉及架构复杂、盲目套利、多层嵌套以及杠杆率的不断飙升等问题。为了避免这些现象导致重大的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资管新规应运而生，这将奠定未来一段时间内资管行业的发展制度。同时为了更好的解读新规下的未来发展之路，《今日财富》杂志举办了关于资产管理未来之路的论坛活动，由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王繁律师担任主持人，并邀请证通公司副总裁桂水发、西部利得基金总经理助理吴江、海银财富研究部总经理丁志远、华领资本总裁顾斌斌、阿尔法链智能投资管理平台董事长侯健一起探讨各一线机构管理者如何去看待此次新规的出台以及怎样应对资产配置上出现的变化。 转型和升级是行业的迫切需求 “新规之后，把人分成了好几类，我是哪一类的更明确了。”什么资产类型的人，对应什么样的配置方案，新规的目的是减少一一对应上因信息不透明而可能产生的风险。对于机构来说，证通公司的桂总进一步说到“因为不许嵌套、不许刚性兑付，所以一定要投知晓的资产，不能从中间夹层投资，否则风险就会很大”。所以在目前的资产配置方案上，是找不到承诺保本的产品的，同时投资者又被分层，因而对于以前习惯了有保本的投资者来说可能短期内会面临一些挑战。但是对于机构来说，受影响较大的还是银行，毕竟对于其他的机构可能本身就不存在刚性兑付，所以取消不取消刚兑影响不大。然而，资管新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原来银行资管通过资金池、期限错配、信用错配、刚性兑付的运营模式。这样则要求银行如果要发资管类的产品，那就跟其他资管机构一样要期限匹配，发行净值性的产品。西部利得的吴总指出“银行能提供的产品跟基金公司和其他资管机构类似了，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但是对于银行来说可能去选择原有模式客户的替代性产品是未来的核心基石，那么类似于类货币基金的产品和中短期的债券型产品可能就会是银行之后的配置方向”。主持人王律师则提醒“银行不能期限错配，那么市场上如果出现收益率超过7%、8%的产品投资者就要审慎对待了。”除了银行，私募股权机构也同样面临着交易模式和交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因为新规之后去杠杆、取消嵌套，所以很多以前的模式都失效了。华领资本的顾总则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可能会考虑两个方向，一是从国家政策方面做产业研究，选择合适的标的和投资项目；二是做一些长远的投资，这样比较符合净值型投资人的收益要求，而且后期也有很多退出方式。”但是对于整个资管行业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是资产配置的能力，这才是决定产品优劣的方向，因而需要尽可能减少资金流向低效或无效领域。海银财富的丁总认为“资管行业面临着转型和倒逼的严厉，以及整个产业的升级。”这种整体的产业升级在宏观资产配置上就表现为，资金会根据国家的调控政策走向国家所支持的产业当中去。除此之外，近年来的科技创新也是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在人工智能和科技监管相结合的的情况下，信息的对称性就会得到较大的提升。阿尔法链的侯总则表示“机器永远不能代替专家，但可以让专家把更多精力集中在真正专业性的方面。未来会是人工智能时代，资产配置需要结合这方面来做投资”。 发挥金融本质作用：资源配置和价值发现 资管新规另一大改动是过渡期的延长，为了能够让各个相关的金融机构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安排和调整，新规将过渡期延长到了两年半。表面上看是给市场一剂定心丸，而事实上，大部分理财产品都是短期的，一年左右的，有没有过渡期延长都要到期了，所以过渡期延长是把处置风险淡化了。证通公司的桂总认为“过渡期其实是市场信心的问题，而不是真正能够解决风险的问题。我觉得调整要做两件事，一个是做减法，把原来大众化的产品减掉，然后再做乘法，把自己熟悉的东西做专做精”。只是，在过去的几年，资管行业大跃进留下了不少问题，比较严重就是很多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实际承担的风险不一致，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实际上买了高风险产品，**这个风险通过刚兑落在机构身上。刚兑打破后，这类投资者就会大部分流失，这样的过程，对资管机构来说无论是在投研能力、产品设计能力还是让客户对自身信服的信用度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未来的发展之路，证通公司的桂总提到“有一类金融机构往往没有被包括进来，融资租赁，将来能不能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打破一个口子”。像一些设备，买了之后租赁出去，这样的方法也不失为一种创新的配置方式。然而怎样在这场风险危机中寻找机会，不同行业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海银财富的丁总认为“金融行业就是要把合适的钱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项目匹配起来，这就是未来金融机构逐渐加强的方向”。将能力与资金做合适的一一对应。就像做公募基金的对应的就是公募的投研能力，做股票的去更好地发现有价值、有成长型的公司，做债券的能够对信用风险做出有效识别、评估和定价。西部利得的吴总进一步说到“应该更多的回归到投资的本源，做好自己的主业，发挥金融的本质作用，资源配置和价值发现”。

5月26日，由今日财富杂志社、中国私募投资行业联合会、上海市各地在沪企业（商会）联合会金融分会共同主办的“2018中国资产管理圆桌论坛暨中国私募投资百人论坛CPF100成立仪式”于上海落下帷幕。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实验室主任曾刚发表了《资管新规的影响》的主题演讲。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实验室主任曾刚 曾刚表示，“资管新规”对整个资管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2017年年底整个资管行业的规模大概130多万亿，规模上相当庞大。新规的下发不仅影响做资管的金融机构，也会影响融资者，短期来说对于融资者的影响更为明显，原来的融资主体短期内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延长过渡期”没有改变实质的金融风险              谈及资管新规对于未来整个行业生态的影响，曾刚认为行业生态面临重塑。“原来是通道类为主、监管套利为主的，未来或往资管核心能力的回溯方向发展，这会导致行业重塑”。 曾刚表示，银行理财包括信托都存在所谓“资金池”运作模式，把很多的资金来源和资产运用打包在一起，相当于把资产管理问题转化成商业银行负债管理，把资产管理做成“影子银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银行理财的核心都是资金池化的运作模式，通过搭配非标完成比较高的收益获取。这次新规要去“资金池”，限制期限错配，对于银行的冲击是**的，未来会有很大的影响。 过去的一段时间很多理财产品交易对手的融资主体，要么是房地产，要么是很多的地方投资平台。投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三年内通过获得****偿还债务，还本付息的可能性很小，基本上都是寄希望于到期之后再融一笔资来还掉。可如果不能再续的话，可能导致违约风险的暴露。所以从核心来说，延长过渡期没有改变实质的金融风险问题。到时真正的金融风险取决于当时的宏观环境和再融资环境，这将是很大的问题。总的来说，资管新规没有做什么大的调整，方向没有调整，光是调整过渡期影响不能解读为太大的利好。 资管行业将萎缩行业和产品会分化 新规影响下的资管行业将如何变化，曾刚表示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行业的角度来说，资管行业将会萎缩，而且萎缩的幅度不小。先不考虑期限错配的限制和净值化管理的减少，即便是把过去的影子银行的项目压缩掉，这意味着未来有大量的业务不能做了，这部分的业务减少会导致整个资管行业的萎缩，所以未来通道类的业务、“影子银行”类的业务萎缩应该是趋势。 第二，行业将会分化。不同类型的，尤其是银行的内部分化会更加严重。按照要求，未来大银行会有资管子公司，资管新规终稿中说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这是个新的牌照，这个牌照估计就是为未来银行的资管子公司做准备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发了四个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分别是给四大行做债转股的子公司，未来这一类机构会成为方向。 这是只有大银行才可以做的，小银行就没有这样的，这是综合化经营的平台，小银行未必有。因此未来可能就会出现大银行仍然还有比较好的业务发展空间，小银行逐步地脱离市场，这个行业的发展会和以往完全不同，小银行资管业务的定位将出现很大的问题。以前小银行和大银行做差不多的事情，未来要寻找新的空间和新的定位。 第三，整个理财产品都会分化。对于银行的影响是**的，因为银行理财都是以短期封闭式产品为主。大家如果买过理财就知道，**卖的是30天到90天的封闭式产品。现在资管新规为了限制错配，九十天以下不允许有封闭式产品，封闭式产品只能发九十天以上的，这意味着未来银行的短期理财产品性质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也表明，原来三个月短期的产品在资金池的运营下可以再投到非标等产品，但是现在这些只能够投标准化的产品，尤其是由于银行的理财又具有固定收益的特征，这意味着从产品端、性质端、资金端的运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发长期产品，现在不能期限错配，又不让做“资金池”，到期日不能长于理财的到期日，那意味着如果不能发一年期以上的理财，就不能配一年期以上的资产，这个限制是非常大的。此外，资产端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银行理财影响是**的。因为没有细则，我们就不知道哪些能留下来，哪些还能做，这将影响很多资管机构。因为以前银行的理财资金大多是资管行业重要的资金来源。 融资结构或发生颠覆性变化？ 曾刚还提醒，融资结构会受到影响，短期内监管将强化。“2017资管新规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银行贷款占整个社会融资的比重迅速回升，去年达到71%，今年前三个季度达到80%以上。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在别的地方都借不到钱，只能找银行借钱。银行自己也承受不起，一方面信贷的额度有限。另一方面银行的资本和现在存款的资金来源不够支撑它去承接，所以整个社会融资环境非常紧张，这确实是个冲击。你也可以看到过去两三年中融资结构百分之十几二十的比重是有调整的，意味着过去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依赖于表外融资的主体，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非常困难。这个会持续多长时间不清楚，会不会彻底改变中国的融资结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冲击是客观存在的。” 从金融去杠杆到实体去杠杆，很多机构通过其它渠道融不到钱了，实体就要实实在在推动机构。过去的杠杆比较高，资金链比较紧张的机构就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今年我们在债市上很明显地看到违约的事件在上升，而且违约的范围也在有扩散迹象。从政策意图来看，今年的主要任务是要实现宏观杠杆率的有效管控，结构性地去杠杆，重点是地方政府债务和国企的高杠杆问题，这是意图。短期**被冲击的是民企，最惨的是上市的民营企业，未来结构性政策如果不跟上，反而会引发金融风险的上升，但这是必然的结果和过程，实体的去杠杆会维持一段时间，这是调结构的必经阶段。

“如果没有共识能不能回归常识？”，这是湘财证券副总裁兼**经济学家李康博士在“资管新规出台的宏观环境、逻辑背景与未来方向”的演讲中反复强调的观点。5月26日《今日财富》杂志主办的“2018中国资产管理圆桌论坛”活动中李康对资管新规做了解读，《今日财富》随后对他进行了专访。湘财证券副总裁兼**经济学家 李康“刚性兑付”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资管新规的出台有两个逻辑背景。其中一个是消除多层嵌套，统一杠杆率水平。李康认为“多层嵌套蕴含极高的流动性风险，往往讨论项目的时候，钱去哪里了都不知道，只知道进入资金池了。那么产品的投研能力体现在哪里？”。所以前重庆市长黄奇帆有这样一句话“把金融搞得很复杂的那些人都是骗子”。这句话听上去有点极端，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过于复杂的嵌套就有走向“e租宝”的可能。因而消除多层嵌套首先避免了金融产品复杂性带来的信息不透明。统一杠杆率这个逻辑背景，常常会引伸出杠杆率到底是多少比较合适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在一次有关投资基金的小型讨论会上探讨过，到底多少合适？两倍、三倍乃至五倍十倍？在法律上去规定它行不行，不行再改。比如现在对某些资管产品的投资比例定80%，那为什么80%可以，79%或81%不可以？”，但总要有个标准，至少总量的风险可控。只是**也未能形成统一的共识，那么“如果没有共识能不能回归常识？”。但是往往涉及到逻辑常识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偏差。就像现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很多微信和新媒体出来以后，各式各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遮蔽了大众的视角，经常会发现没有共识，连常识也出现了偏差，所以**又要回归到强调常识的基础上。然而常识的问题，又与另一个“打破刚性兑付，同时实行产品净值化管理”的逻辑背景的产生相对应。李康提出“刚性兑付是中国投资界*荒唐的现实”。如果所有产品刚性对付，这就把资产的委托管理关系置换成了信贷关系。然而这个问题的关键更在于，表面上刚性兑付对于投资者而言是一件好事，但由于无论是信托产品、银行理财产品，还是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类产品，都能如期兑付本金和预定收益率，不存在风险，因此使得中国投资者心目中并没有明确的风险收益比概念。更导致中国的默认无风险收益率实际上已不是央行规定的1.5%的定期存款利率，甚至也不是4%左右的余额宝预定年化利率，而可能是5%左右的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甚至对于满足金融资产投资门槛要求的高净值人群而言，无风险利率可能是7%左右的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默许的将无风险利率提高到了7%以上，抬高了整个市场的融资成本。“整个价格的扭曲对于市场金融杠杆的作用会产生多么大的负面影响？”这个扭曲的不仅仅是金融杠杆，还有整个市场上投资者的常识。“大家都认为投资这个事是无风险的，7%必须还给我。不还怎么办，找政府兜底。然而这并不是解决了风险，仅仅是将风险的累积往后推，聚集到下一个周期”，这样就容易酿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事实上投资者教育千条万条，*重要的一条是要普及“投资是有风险的”这个基本常识，所以资管新规的出台其实是对常识性问题的一个回归。通道业务是所有资管业务中*畸形的产品新规里面其实还提到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抑制监管套利，去除通道业务；另一个是延长过渡期。针对第一个方面，李康大胆的提出“通道业务是所有资管业务中*畸形的产品”。找了一堆博士生、硕士生研究半天，结果什么事都不干，搞一个通道拿着钱在那边空转。所以在随后的专访中他说到“那些产品就是不规范，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如果不按照自己的专业出发，银行不在自己的信贷业务上下功夫，仅在表外业务上折腾，没有对每个产品充分的风险控制，凭借银行的资金实力，亏损了以后用其他产品去补，这个是不对的；券商也是一样，不去做主动投资，搞通道业务，把投资者委托给券商的钱转而委托给信托，都这样来操作的话，就形成了金融乱象。而金融乱象又造成了刚性兑付，投资者就会觉得交给你的钱都是一样的，完全没有了投资理念和投资的认知，*终就把整个金融市场根本的定价功能给搞乱了。所以李康指出“抑制监管套利空间的实质目的之一就是逼着这一部分空转的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对于延长过渡期这个方面，原征求意见稿**的问题是动作太快，一刀切。“不能把风险的制度化转化成制度化的风险，所以过渡期的延长是为了防止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然而机构在这个过渡期中如何去调整适应？李康谈到“老的不合规的产品慢慢去缩小规模，新的产品按新规来做，通过两年半的时间慢慢的将它转变过来”。今年**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事实上，从去年以来，整个宏观环境在发展上一直都面临着较大的困难，无论是机构还是投资者，再到资本市场的发展都有不少阻力。“在这个环境下，今年**的确定性因素就是不确定”，而不确定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不确定。首先，是国际环境的不确定。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存在一个前提条件，要设置一些非常明确的条件才能分析下一步。因为当前中美利益关系处于一个不确定的情形之下，对手总是不按常理出牌，所以**的结果无法预测，甚至是已经确定是事实也会发生更改和变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际环境处于巨大的不确定状态”。其次，是进出口形势的不确定。因为中美贸易谈判到现在也不能确定，很多都还是框架性的东西，变数极多，这对今年GDP的影响，对进出口企业的影响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这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因素都是今年投资决策所面临的很头疼的问题。**，是政府预期的不确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政策的不确定，年初以来在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各种税收超预期的增加，实质的减税效果没有具体的体现。另一个是货币政策的不确定，虽然大部分人认为现在的货币政策是中性的货币政策，然而，有数据显示我国新增货币总量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新增货币量总和的二分之一。李康认为“流通当中大部分的新增货币都被房地产的高价吸收了，所以才导致物价维持了相对的稳定。某种程度上说，资管新规的出台则是平衡了不确定性风险发生的要素，确定的是不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外部环境看，存在巨大的不确定。从行业内部看，各监管细则仍在逐渐发布中。虽然内外部环境都存在诸多不确定，但要度过这一轮的调整，回归正常的逻辑常识和规范化的经营将是基础。

2018年，在《今日财富》记者走访专门为财富管理公司提供服务的机构的时候，很多人提醒记者，有一家叫“鸿坤财富”的公司值得关注一下。当我们走近鸿坤财富，发现它是在今年1月份刚刚成立的。一家刚刚起步的财富管理公司何以能够迅速的以“后起之秀”的姿态引起业内关注？这是我们想要寻求的答案。在与鸿坤财富ceo陈永旗的对话中答案变得慢慢清晰。我们发现，鸿坤的成长更像一棵厚积薄发的春笋：人们看到的是它破土而出之后的快速成长，但其实在这之前它就已经积蓄良久。因为，无论是陈永旗还是他带领的团队，已经在财富管理领域深耕多年，对财富管理行业与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认知都已经非常成熟与专业了。鸿坤财富CEO 陈永旗在谈到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前景时，陈永旗并未受近期金融市场波动引起的负面情绪的影响，仍然表现出坚定的乐观，他认为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未来前景广阔。而对于鸿坤财富未来的发展路径，陈永旗的表达清晰又笃定：到2023年，鸿坤财富要在全国24个城市布局61家财富中心，理财师团队达到1000人。未来，鸿坤财富要成为一家能够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的财富管理机构。关于财富管理，关于鸿坤，让我们听听这位财富管理行业的老兵如何说。《今日财富》：您从1999 年就开始进入金融行业工作了，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银行机构与非银行机构您都待过，这样的从业经历对您现在的事业有哪些帮助？很多人都喜欢背靠大银行的平台，当初您为什么跳出银行系统，走向了第三方财富管理这样一条道路？陈永旗：我大学时学的就是金融专业，毕业后近二十年也一直从事财富管理相关的行业，可以说经历了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全过程。财富管理是一个让人越老越值钱的行业，如果从业人员经历过好几次金融危机和牛熊市转换，阅历越丰富，为客户提出的财富管理方案就越合理。这是这个行业最吸引我的地方。随着监管逐步到位及投资者教育的深入，中国的高净值群体越来越接受通过非金融机构打理资产；同时，与金融机构相比，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的产品更加多样化，服务也更加人性化，能够满足投资人对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参考美国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我们发现，财富管理市场一定不会只有金融机构参与，各种主体都会存在。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刚起步，市场前景广阔，是一个值得长期从事的行业。《今日财富》：中国的独立财富管理行业与美国同行业相比来看，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但国内的行业竞争已经很激烈了，您认为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现阶段的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您怎样看待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在这些认知的基础之上您如何定位鸿坤财富自己？陈永旗：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一，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庞大，且在不断增加，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私人财富市场，达到了165万亿人民币的规模；其二，中国高净值人群的理财需求正呈现多样化、专业化、机构化的趋势，他们的投资组合已不再局限于储蓄或投资房产，更加多样化，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选择通过专业、大型的财富管理机构打理资产。财富管理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蕴含着无限潜力。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鸿坤财富致力于打造离资产端最近的财富管理公司，可以打通募集端和资产端壁垒，让更多投资人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可以看清底层资产和投资标的，做到心中有数。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完善产品设计、销售流程以及投后服务等多个环节，让投资人明白投资，放心投资。《今日财富》：鸿坤财富成立并不太久，但除了北京以外，已经在厦门、武汉、泉州、深圳、福州、西安等地设立分中心，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鸿坤财富是如何做到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些布局的？选择布局这些城市当初是处于怎样的考量？陈永旗：鸿坤财富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实力股东“地产百强”鸿坤集团的支持。鸿坤集团连续六年位列地产百强，目前已经形成资本、产业、文旅、地产四大板块。作为鸿坤资本的细分领域，鸿坤财富借助集团的地产和投资优势，经过2017年下半年的筹备，于2018年1月8日正式开业，并迅速在全国12个城市设立了财富中心，未来，我们将继续在国内重点的一线城市和核心二三线城市规划布局。鸿坤财富之所以选择进驻这些城市，首先是与中国高净值人群的分布有很大的关系。据统计，中国高净值群体数量超过10万人的省市共有5个，主要位于东南沿海的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占全国高净值群体数量的47%。因此，鸿坤财富也重点在东南沿海布局，以期为更多投资人带去全面、高效的资产配置服务。其次，财富管理这个行业属于人才主导的行业，我们选择布局这些城市，也和我们能够在当地找到优秀的理财师团队，从而能够将鸿坤财富的产品和服务落地；**，我们在选择城市布局的时候，也会优先考虑进入那些有鸿坤地产项目的城市，这样可以形成品牌的互动和协同效应。《今日财富》：我们知道，无论是资产管理市场还是财富管理市场其实都是人力资本为主的市场，其中，高水平的理财顾问、金融规划师对一个公司甚至整个行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成长中的鸿坤财富来说可能这一点就更加重要了，您在核心团队的建设方面有哪些原则和自己的心得体会？您对您领导下的理财顾问都有哪些要求和期待？能否介绍一下鸿坤财富的理财顾问团队？陈永旗：2018年是鸿坤财富的发展元年，公司和团队都处在迅速扩张的阶段，人才建设为重中之重。在甄选人才方面，公司有三点要求。首先，我们看中候选人的人品和在行业中的口碑。对金融行业来说，投资人的信任是一切的根基。所以，正直的品行、良好的道德水准和行业口碑是我们对人才的首要选择标准；其次，鸿坤财富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我们更欢迎具有创业心态、积极开拓、勇于进取的伙伴加入。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理念，才能更好地携手前行；**，候选人的专业水平十分重要。我们的理财师团队都是来自各大知名金融机构和财富管理公司的行业老兵，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可以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在我看来，未来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未来这个行业更需要复合型人才。例如，对前线直接面对客户的理财师来说，不仅要懂沟通和营销技巧，还需要懂资产端的专业知识；而资产端的从业人员也不能闭门造车，同样需要面对客户，掌握一些沟通技巧和营销理念。只有两者兼备的复合型人才才能更好的为客户服务，更具有市场价值。目前，鸿坤财富已逐步打造出一支由金融行业老兵所构成的高效、务实、专业的复合型人才队伍，管理层成员均来自国内外知名学府，有多年国内知名金融机构和大型财富管理公司工作经验，能为投资人提供一站式财富管理方案。《今日财富》：理论上来说，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几乎可以代销所有的理财产品，产品选择范围比较广，但实际上，好的投资标的并不是总能够拿到，这样在财富管理的实际操作中，就容易形成以产品为导向的局面，拿到什么就卖什么夸什么。您如何看待财富管理行业中存在的这个现象？鸿坤财富如何能真正客观帮客户筛选到市场上**的投资标的和**的投资组合？陈永旗：财富管理行业如今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今后，相信随着监管措施不断落地，行业会更加趋于规范。实际上，我认为资产配置的核心是以客户为本，帮助客户投资于优质的核心资产，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为此，需要投资人和从业人员共同努力。对从业人员来说，需要把理财产品对应的底层资产设置得更加清晰透明，便于投资人了解资金的去向，其风险点在哪里，以及收益的来源是否符合逻辑；对投资人来说，则要学会透过平台看资产，不能盲目迷信平台的背景。只有这样，投资人才能在投资之前做到心中有数，选择真正符合自身风险偏好的理财产品。在打破刚兑的大环境下，鸿坤财富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资产端的优势，为客户提供清晰透明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在某些我们长期扎根的投资领域帮助客户获取非常不错的超额回报。举例来说，比如房地产投资，依托于鸿坤集团在地产行业的显著优势，我们的权益类地产基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拳头产品。鸿坤地产股权基金就是通过纯股权的方式帮助投资人参与地产行业的新时代红利。通过鸿坤财富，投资人能和国内外众多优秀的地产“内容和运营”团队对接，借由形式多样的地产基金去参与未来在产业、商业、养老、旅游、城市更新、都市化等地产新领域的投资。《今日财富》：国内财富管理行业，赴美上市的有诺亚、钜派，宜信也刚刚宣布了自己的上市计划，鸿坤面对这些非常强大的同行的时候心态是怎样的？鸿坤自己中短期的目标是什么？长期的规划是怎样的？您认为鸿坤实现这些愿景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陈永旗：作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后起之秀，鸿坤财富会持续向客户、优秀的合作伙伴及竞争对手学习，不断超越自我，精益求精，直至跻身国内**财富管理公司行列。到2023年，鸿坤财富要在全国24个城市布局61家财富中心，理财师团队达到1000人。未来，鸿坤财富要成为一家能够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的财富管理机构，打造离资产端最近的财富管理公司，打通募集端和资产端壁垒， 将更多优质资产推荐给客户。我们的优势，首先是拥有非常专业的团队，尤其是在资产端，对于投资的风险把控更强、专业度更高，投资方向更加清晰透明；其次，力争在某些我们所擅长的投资领域可以赶超行业领先者，可能我们短期内无法在所有投资领域都赶上行业头部公司，但我们也有自己非常擅长、扎根十年以上的领域，如地产投资，是完全有机会在短期内赶上行业领先者的。我们会专注在这些领域，一方面帮助投资人捕捉当下及未来的投资机会，创造超额回报，另一方面也能形成良好的口碑，打造自己的品牌特色。《今日财富》：我注意到，鸿坤财富的口号是“投资创造**财富，财富缔造美好生活”，这句话将财富最终落脚到了生活上，您怎样理解这句话？结合您自己的从业经历和生活，您自己的财富观是怎样的？陈永旗：我们对这个口号思考了很久，考虑财富管理的核心本质和**目标究竟是什么。首先，财富管理的第一任务是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这是核心，否则财富管理就没有意义。作为财富公司，首先要打造强大的投资能力，形成良好的募、投、管、退机制，这样投资人才能放心将资金交给我们打理。财富管理公司强大的投资能力也是为投资人负责，帮助他们创造**的回报。这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是虚的。其次，我们要思考财富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不仅仅是收获财富，更要驾驭财富，让财富创造美好生活。在近二十年的财富管理工作经历中，我经常看到很多高净值客户在获得不错的财富之后，反而迷失方向，物质上的财富未必等同于精神上的富足。很多高净值客户面临企业转型、下一代财产分配和传承等各种压力和挑战，因此，我希望将鸿坤财富打造成一个多元化的平台，不仅只是帮助高净值客户和投资人创造财富，还能够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鸿坤财富的客户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学习**的知识，我们的专家团队可以协助客户解决在企业发展、资产传承，甚至包括公益活动等方面的需求，从而享受到财富所带来的美好生活，这才是财富管理真正的目标，也是**目标。

公开场合下的创业者往往西装革履，气场强大，谈吐不凡，但背后的心酸却鲜为人知。他们可能为了路演几天没合眼，可能正强忍着种种心酸……对创业者来说，得到支持和认可尤为重要，进入一个好的创业孵化平台是他们成功的第一步。飞马旅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的掌舵者之一是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高管——钱倩，她是飞马资本合伙人，任飞马旅集团CEO。在2018中国青年创业**峰会暨青创大赛总决赛的现场，笔者见到了这位干练且颇具气场的CEO，并对其进行了简短采访。飞马旅集团CEO 钱倩钱倩，飞马旅集团CEO，飞马资本合伙人，飞马基金、峰瑞资本个人LP。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上海交大上海**金融学院EMBA，高金创业创投协会执行会长。曾加盟Dreamer（梦想家中文网），见证了它由盛及衰的全过程，也先后在人民网、东方企业家杂志任职，原分众传媒创始团队成员，集团资深副总裁。谈创业：优秀的创业者要对行业有所洞察在提及飞马旅举办此次活动的背景时，钱总指出，“飞马旅长期致力于创新创业的服务平台，举办各类创投活动是我们的长效工作。我们的二期基金会在南通落地，南通的创新产业园也即将开幕，再加上受到南通市政府的热情邀请，结合江海英才创业周，我们来这里举办青年创业**峰会和青创大赛，是水到渠成。”据了解，此次大赛共15家创业企业入围决赛，涵盖了科技、医疗、金融等多个领域。当被问及最看好哪个项目时，钱总陷入了选择困境。她向《今日财富》杂志表示，“这个就像我生的孩子一样，每一位我都很喜欢。”虽然项目难以抉择，但在她心目中，优秀的创业者总是具有相似的特质。“优秀的创业者可能不是最聪明的，可能不是‘学霸’型的，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全面，但重要的是他对自己要做的事情的洞察。对他所处的行业是个怎样的状态，要么有研究，要么有直觉，这两点都非常重要。通常我们看不到天赋在创业中的太多作用，重要的是勤奋和坚持。我一直讲‘明珠不会暗投，怀才总会相遇’，不太会有意外产生。每一个出色的创业者总会冒出来的。”对于当下的创业环境，钱总保持十分乐观的态度，她觉得当下中国的创业者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都受到了“保姆式的呵护”，得到了各种政策上的支持。因此她认为，中国的创业者目前面临的是“最**的机遇”。“根本不用担心怀才不遇，除非你的才还不够高。”而在这样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创业者亦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全局的眼光。钱倩建议，希望创业者能够脚踏实地，从脚下起步，但心中要装着全世界，这样才能以全球视野更好地看待一些创业机会，而不仅仅停留在眼前的小小世界里纠结自己能做什么。谈投资：投资人会根据不同领域做好投资组合从投资角度而言，什么样的项目更容易得到投资或者说投资人更偏好哪些项目，钱总也给出了她的回答。她指出，早期的投资各行业都有，呈现了一种分化的状态，当然投资人也要投资不同的领域做好投资组合；另外一种则是专注于某一行业，比如说最近比较热的亲子、教育、技术、医疗等行业，呈现出一个细分化、专业化的趋势。“这两种其实是并行的，并无谁高谁低。其实每个投资人或每一只基金根据自己的投资团队、管理团队、资源情况等会制定出不同的投资取向和风格。对早期投资来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不可能每一个要素都具备，重要的是人对于这个领域，对于他要做的事情的透彻理解”。回归到飞马旅本身来说——我们有非常不错的投前和投后团队，大家花很多时间在所关注的“新世代文创、泛健康、智能化服务”等领域里，也做了自己的投资人成长营，邀请到这几个细分领域里最顶尖的机构和大咖做深度闭门分享。这里其实藏着我们的一个大企图，就是希望建立我们对于行业洞察和研究体系的一整套逻辑。据《今日财富》杂志了解，飞马资本在直接投资这部分有着不错的成绩，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投了近50个早期项目，近一半进入下一轮。新世代文创、泛健康和智能化服务是飞马旅比较关注的领域。“无论创业也好、投资也好，时不时会有大风口小风口。但我们一直稳住内心，始终坚定价值投资的理念，去看长期的力量”。对于未来的发展规划，钱总表示，“未来飞马旅还会坚定地做创新创业的综合服务平台，我们是三位一体的运营模式。首先我们有落地的产业空间，产业空间里我们把创业服务、创业辅导、创业孵化做成我们的特色，接下来我们会有行业的垂直基金跟进。所以我们是健康的、有现金流模型的发展模式。有长期的收益模型，才会有未来的产业发展”。就钱倩个人而言，从资深媒体人到投资人的转变也是一场从零开始的跨界战役，但好在她身上总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她曾表示，无论学什么专业出身，做哪方面工作，都要做到**。跨界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却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过程。界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跨的，而是要一步一步逐渐完成的。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的国内飞行里程与飞马旅创始人袁岳不相上下。为了有更好的身体状态可以跟上工作节奏，她一有空就锻炼身体并爱上了长跑。就在本月2号晚，笔者还在朋友圈看到她带着同事做运动，让人不得不感叹，钱倩一直在拼搏奋斗的路上，从未停止。

6月30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出版座谈会暨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行，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陈宗胜教授做“另一部分人什么时候富起来”的主题演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主持会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甘犁、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等出席会议。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 陈宗胜《今日财富》杂志注意到，陈宗胜教授在演讲中提出，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在改革开放前是类似于飞碟形，非常平均。随着经济发展已经从高度平均的“飞碟形”转变为“金字塔形”后，目前正在呈现为类似“葫芦形”，即中等收入阶层还不够发达，距离“橄榄形”还为时尚远。中等收入阶层处在葫芦形的中间，比重较小。所以中等收入阶层比较焦虑，一个是想继续往上爬的焦虑，一个是怕再掉下去的焦虑。为了解决这一焦虑，得让较低的阶层提高收入进入并稳定处在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逐渐上升到富裕阶层，中产阶级的焦虑才会消失。他在进一步研究后提出，中国居民收入差别的各主要组成部分，整体上已越过“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差别倒U曲线”的**点即拐点，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开始进入下降阶段。按照十九大提出新的战略方针，只有经济稳定持续发展，逐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才能消除中产阶级的焦虑。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甘犁则对此提到，“我们的收入差距虽然在下降，而且过了倒U曲线的高点，但仍然很高。我认为它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市场初次分配中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在二次分配，尤其是直接转移支付”。因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其实是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如果在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过程中，单纯靠直接转移支付来实施就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所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认为，“从全球的角度来讲，收入分配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主要还是靠发展来解决”。此外，陈宗胜还提到，在近几年的财富大分配中，房地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主要是由于房地产政策导致的，里面实际上存在着土地制度、财税体制以及信贷政策等的扭曲。他表示，我们长期实行的就是售房制度，房子只能售，而现在这些扭曲也在逐渐改革，*近开始实行的租售同权，这就是对过去只售不租的一种改革。另外就是城乡居民自建的差距，农村的土地房产只能在农民当中流通。这些相关政策将来也应当适当的改革，引导城市资金投入到乡村当中去，投入到土地上，才能真正发展振兴乡村，缩小收入差距。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程名望认为，导致贫困的原因之一就是城乡收入差别，它的贡献率是38.2%。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导致了有些人贫困，或收入分配不均等。因而在缩小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分配政策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分配政策主要不是居民收入方面，而是宏观上的财政转移支付，工业支援农业等等。更重要的是发展政策，也就是要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以及这次十九大上提出来的振兴农村经济、振兴农村城镇产业这些大的措施。所以，陈宗胜认为，近些年采取了供给侧改革的战略措施，如发展农村经济、加速城乡一体化、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等战略措施都在缩小城乡差别，使收入分配底部的群体缩小，特底层逐渐往上提升并缩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形成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一个状态，让另一部分人富起来就需要这么一个过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 陈宗胜陈宗胜，现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1993年从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后毕业，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获得过“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并入选“百名有市场价值经济学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陈宗胜提出的“混合经济理论”，被党的“十五大”文件作为国策实施，并记录在中国经济学说史中，提出的“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被称为“陈氏倒U曲线”。此次出版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由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与经验》是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宗胜及其研究团队历时十余年共同完成。全书基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近4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理论与实践、发展与改革、轨迹与格局、城镇与乡村、行业与地区、总体与家庭、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分配与贫困、现状与趋势、政策与建议等角度，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别的变动，进行了综合性、全局性的研究和探索。

他是上海第一代房地产人，投身房产地行业长达三十五载。2015年，他毅然跨界进入金融领域，成为民营财富管理集团***，他就是钜派投资集团董事长、**执行官倪建达先生。作为上海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如何看待当下的创业环境？身为财富管理集团高管，又如何布局未来？近期，倪建达接受了《今日财富》杂志**专访。钜派投资集团董事长、**执行官 倪建达倪建达，1998年出任上海城开总经理，后任上实城开原董事会主席。2015年，52岁的倪建达请辞上海实业集团以及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所有职务，加盟易居，出任旗下金融服务集团董事长。现任钜派投资集团董事长兼CEO。“太好的环境，未必出现有野性的企业”身为上海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倪建达每年要接触不少创业者、企业家。在他眼里，“创业者特别不容易，理论上创业者可能比守业的企业家更不容易。”看过这么多创业者之后，他觉得除了守法、合规、包容等，优秀的创业者还应该具备以下几点：首先，应该有冒险精神。“创业者要在一个新的商业领域验证他的商业模型，必须有冒险精神，四平八稳的人一定做不了创业者”；其次，应该富有创新精神。“胆子大、冒险就意味着愿意承担后果和责任。但身为创业者，对商业的思考必须要有新的角度、新的视点，可以看得到未来。”**，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坚持。“创业不会一帆风顺，它往往是生不如死的过程。死过几回，你才能真正让自己变得强大。因此创业者必须要坚持、不断进取。”当谈及创业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时，倪建达表示，“作为一个合格的企业，从初创到正常，需要跟这个社会更好的互动。不是期待政府给以更多支持、更多关爱，而是要反哺社会，回馈社会。这才是一个创业者让企业变得有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模式。”对于现下的创业环境，倪建达认为，当前的创业环境非常好，尤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提出来以后，政府对这个领域的支持非常大。但对于利好的创业环境，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就像太好的环境里面不一定长得出人参，太好的环境下不一定能长出有野性的企业”。他认为政府有时候缺少一种市场的手段去甄别创业企业。对政府来讲，能给以相关配套政策支持非常了不起，但并不一定能够真正让资金点对点到这些优秀的企业，还需要一个甄别的过程。“这需要政府和社会一起去做这件事，让政府提供政策的支持，让社会的中介机构提供市场化的服务，最终让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金融行业，善良比聪明更重要”回归到倪建达现在所处的金融行业，“资管新规”为第三方金融机构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于监管，他一直保持呼吁、支持的态度。“我认为新规更多是对原有规则的一个重生，很及时也很必要。从根本上来讲，资管新规重生了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一直呼吁，政府要提前介入，一定要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对于资管市场的未来走向，倪建达非常乐观。他认为，在合规的前提下整个市场会变得更加健康，投资人“买者自负”的风险意识会觉醒。“新规的发布会让投资人越来越成熟，让政府制定规则越来越清晰，让从业人员越来越合规，只有这样这个行业才会有未来”。尽管成立不到十年，但钜派的发展不可谓不迅猛。2010年3月，钜派成立，当时钜派的主要管理层大多具有外资银行财富管理高层从业经历；2013年，钜派A轮融资引入清科集团；2014年，易居中国入主钜派，成为钜派的大股东。易居的入股，为钜派管理层带来了地产业的基因，也打牢了钜派在中国房地产金融领域的根基。2015年7月，钜派成功于纽交所上市，成为国内第二家于美国上市的财富管理机构。而**公布的2018年一季报显示：截至一季度末，钜派总资产管理金额为人民币545.0亿元，同比增长26.5%；一季度净收入4.3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7.5%。对此，倪建达坦言，“钜派到今天发展比较好不是钜派聪明，是钜派笨，做傻事。别人可以偷钱的咱不能偷，别人可以想办法让自己多挣钱的咱不挣。我们只想让投资人因为投资我们、信任我们，使财富可以增值保值，就这么简单”。“其实我们挺笨的。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善良比聪明更重要。在金融领域里不需要太多聪明人，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已经够聪明了，就扎扎实实地不忘初心”。为此，他提出“正心、正念、正道”理念，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即是乐观、敬业与专业。他相信只要坚守本心，市场会给出**的甄别。至于钜派未来的规划，倪建达则表示，“钜派管理层对公司在2018年的利润增长空间充满信心，未来，房地产依然是钜派的投资重点”。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任委员周汉民7月13日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知名的经济学家周汉民先生在“2018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他提出了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三大建议，并就上海营商环境和长三角高质量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此，周汉民先生接受了《今日财富》杂志的采访。对外开放最重要的领域是金融对外开放，《今日财富》杂志首先就中美贸易战相关热点话题进行了提问，周汉民用三句话概括了他心目中的中美关系，“第一，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不是之一；第二，中美目前的许多争纷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美国正在形成一种对中国战略遏制的态势，针对这样的遏制我们必须还之以战略智慧；第三，中美两国不仅仅是贸易战开打，如果认真读读最近许多事态的发展就会发现，争端已经不仅仅在贸易领域。所以我这么说，中美两国具有结构性矛盾，正在形成战略性冲突，会有较长时间的争纷，因此我们还得把***同志的《论持久战》好好读读，这篇雄文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来打赢这场战争。”谈到金融对外开放问题，周汉民表示，“金融开放包括在其他开放之中，所以我们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青山就是继续改革开放的道路，一步都不能偏，要用更大开放来倒逼我们更深入的改革。在这样的态势下，如果一个国家要用它所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的综合力量来遏制中国，并阻断中国迈向民族复兴的道路，这样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上海未来的改革开放真正是迎来了对内对外开放的大格局，那么**的机遇是什么？他强调，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未来三年行动计划至少给上海提供了三大机会：第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将来是一张蓝图，参与长三角我们经济社会的规划要做到一体化；第二个机会是交通网络，交通网络未来三年的发展，乃至未来二十年希望能够达到同城效应，这是非常豪迈的，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尤其是比如像海上运输，当上海的港口和浙江的港口加在一起再加江苏几个港口之后真是如虎添翼，可以看到我们上海一定将来会有两翼，一翼在浙江，一翼在江苏，我们称之为交通网络的同城渠道；第三，我们在座的都是百姓，关注的异地居住、异地用工、异地档案的调集，更核心的是六十岁人关心异地医保解决，称为医保通办，整合起来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一体化，这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第三个重要目标。长三角是中国所有经济**有活力地区**一个一体化的计划，这给上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作为上海人我们一定会努力做好，把上海事情做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国家贡献。”

最近，监管重拳下，网络借贷平台屡屡“爆雷”，有关非法集资及刚性兑付的话题被推上风口浪尖，“失联”、“跑路”等成为金融热搜词，市场普遍出现恐慌情绪，甚至业内人士质疑监管层是否“顶得住”压力？据**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27日，债券市场已有25只债券违约，违约金额高逾146亿元。受市场违约潮影响，今年的网贷行业也同样雷爆不断，仅6月1日到7月10日，P2P网贷行业已有90多家平台出现兑付问题。曾有网贷平台的高管表示，“最近发生停业、跑路风险的平台很多，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从业者和投资人对‘信用中介’理解的偏差，害怕暴露风险，以致千方百计维护一个‘刚性兑付’的金身”。然而这种维护“刚性兑付”的行为往往只是机构利用投资者希望保本保息的预期进行市场扩张的手段。据《今日财富》杂志梳理发现，刚兑类的货币基金和银行理财在2012年到2016年间分别增长了3.8万亿与22万亿，固收型债券基金规模增长1.4万亿，权益类股权基金增2千亿左右。随着刚兑产品的增长，投资者对风险的认识进一步被弱化。与此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资金，机构则会继续增加刚性兑付产品的投入。这样一来一回，资管市场就产生了两大问题，一个是非法集资愈演愈烈，投资者深受其害；另一个是良性机构被劣性机构淘汰。然而，就在7月20日，《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办法细则出台，监管层对打破刚兑、消除嵌套、统一监管等原则和方向没有改变。在随后的《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说明中提出：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开放，规范金融秩序，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刚性兑付”的前世今生据统计,2015年至2017年,全国法院新收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同比分别上升108.23%、36.7%、6.13%；2015年至2017年审结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同比分别上升70.1%、76.2%、22.2%。非法集资犯罪案件自2015年以来呈井喷式增长，虽然增幅有所放缓，但案件数量仍保持高位运行。可见，刚性兑付产品增长的同时，国内非法集资案件也在增长。这不禁令人疑虑，二者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据《今日财富》杂志整理发现，刚性兑付事实上起源于非法集资案。2005年，信托市场违约事件鲜有发生，且多为个案，所以违约问题并未受市场投资者的关注。然而就在这时，庞大的“德隆系”突然资金链出现问题，旗下金新信托爆发41亿元挤兑，随后“德隆系”***唐万新非法集资被媒体爆出，涉及资金达200多亿。为了稳定市场，避免个案的扩大，华融公司受证监会委托接管德隆。同时监管层也逐渐形成禁止各信托公司出现单个信托产品风险的思路，并要求确保资金的到期兑付，否则信托公司就会被叫停业务。为保住业务牌照，信托公司只得重视兑付问题，这便是刚性兑付的起源。值得注意的是，监管层的这一思路无疑给投资者吃了一粒定心丸，使得兑付问题与“非法集资”得到了暂时的稳定。因为收效甚好，所以2010年房地产信托出现兑付问题时，监管层依旧故技重施要求确保兑付。由于监管层的这两次出手使得投资者普遍产生了政府最终会兜底、机构**会偿还本付息的认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刚性兑付与非法集资之间的“相爱相杀”才刚刚开始。受确保兑付要求的影响，之后的机构都会表明产品是刚性兑付的，所以是不是非法集资，投资者基本不关注，他们觉得就算是，也有政府来兜底，就如同自己的钱是放在银行一样，而且收益还比银行高。在这种情况下，资管市场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平静”。然而，好景不长，随着2015年市场上各类产品的兑付日期将近，e租宝、泛亚等领头的“庞氏骗局”、非法集资案件被纷纷爆出，监管层一度陷入窘境，当初承诺的刚性兑付已无力为继。以泛亚为例，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将“日金宝”推向市场时，承诺保本、固定收益年化13.68%、银行监管账户、收益每日到账、资金随进随出。并有经济学家郎咸平为其推广，称泛亚最最重要的目的是为国家掌控金属定价权。但是，这些资金**却被交易所用来炒作有色金属，最终致使22万人430亿资金沉没，各地投资者追讨无门。曾有媒体指出，非法集资黄金三要素：刚兑、高息、背书。监管层纷纷出台保护投资者条文以规范市场，稳定投资者情绪。然而，刚性兑付下的非法集资案似乎没有那么轻易结束。到了2016年，“中晋系”案件、“快鹿”案领头下的非法集资案继续发酵，仅此两案合计牵涉700多亿。这些受牵涉的投资者为了能够尽快讨回自己的本金，有的写标语，有的拉横幅，有的到政府部门静坐，尽管用了很多方法依旧收效甚微。受刚性兑付的影响，非法集资案愈演愈烈，投资者深受其害。这时，监管层开始有打破刚兑、让投资者自担非法集资损失的想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曾在演讲中表示，要打破刚性兑付，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风险的前提下，让违约事件自然发生，培养投资者风险意识。2017年8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非法集资参与人应当自行承担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卖者有责”后的“买者自负”古时候，因为铸造货币工艺的差别大，人们就倾向于将 “良币”收藏起来，将一些成色差的“劣币”转让给他人，在劣币得不到有效地制止时，良币就会被驱逐出市场，质量差的货币反而在市场**通了。这是经济学**的“劣币驱逐良币”原理。类似情形在刚性兑付横行的资管行业也存在，一旦刚兑不能遏制，就会形成良性机构被打压出局的情况。“刚兑如果一直下去，专业机构或都会退出。因为专业没有价值，任何骗子看起来比专业机构更像专业机构”，深圳市投资商会副会长陈康这样说道。“一位老太太问你，你们保本吗？你回答说任何保本保息的话都是违规行为。但隔壁老王说他们保本，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并且还送东北大米。老太太肯定把钱交给隔壁老王。”这种情况这些年很常见，因为没有考虑风险的因素，所以投资者很容易受这类产品的引诱。除了买前，到期时的刚性兑付也同样是良性机构被打压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2014年，恒丰银行的三笔40亿表外业务违规后，迫于声誉风险，则刚性兑付了这三笔违约业务，而且还免去了三笔违约业务的手续费。根据恒丰银行公开的2013年年度报告显示，其2013年的净利润为69.2亿，这一垫付占去了其净利润的57.8%。恒丰银行为了留住投资者可谓是下足了血本。然而这样的垫付行为也造成了投资者对刚性兑付的依赖，使得企业经营“苦不堪言”。最近，第三方理财机构诺亚财富就因“辉山乳业”项目投资遭遇风险而被部分投资者提出不合理的刚性兑付要求，更甚者采取散发不实信息，干扰企业运营等行为。诺亚财富曾多次通过公告说明“辉山项目”的法律处理流程，强调在维护基金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下，推进相关资产的处置，不会向少数人以“刚性兑付”为目的的所谓维权行为妥协。所以，机构在处理自身项目的时候，也常受投资者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刚性兑付的存在，投资者往往忽视自身风险与产品风险的匹配程度，盲目追逐高收益，以致投资者不管机构的产品风险如何，谁能刚性兑付，谁就成了“良币”，而真正良性机构反而没有了市场竞争力，促使“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形成，以致合规的机构也只好忍痛经营。更有投资者将矛头指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认为协会应当为基金产品的亏损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投资者必须清楚一个事实：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只是行业自律组织，并非行业监管机构，更不是执法机构。私募基金产品在协会是备案制而非审批制，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协会只是服务组织，没有审批权。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不属于行政许可事项。基金业协会对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提供的登记备案信息不进行实质性事前审查。总而言之，此次“资管新规”的出台体现监管层重拳治乱的决心和气魄，促使金融市场“正本清源”，铲除“刚性兑付”毒瘤，回归理性投资，实现“卖者有责”基础上的“买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