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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并没有放慢中国造富巨轮的前进速度，福布斯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富豪榜上榜者的总财富值由2019年的9.1万亿元人民币飙升至14.1万亿元人民币，近三分之二上榜者的财富在过去一年有所上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总财富值的飙升折射出了中国家族办公室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
自2013年起，中国的家办行业发展经历两个阶段：2013-2016年，第一批3600家的独立家办成立，至2019年存续数量已极为有限。紧接着2016-2020年，第二批进入的独立专业家办约700家，大部分纯销售型家办由于无具体竞争优势，已逐渐从市场退出或回归本业。
《2020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显示，79.1%的调查参与者没有使用家族办公室服务，其中64.2% 的参与者表示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家族办公室，七成参与者表示未来5年内考虑使用家族办公室服务。面对日益增长的富豪家庭数量，中国的家族办公室市场起步虽晚，却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
家族办公室于19 世纪在欧洲兴起，20 世纪80 年代前后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据安永估计，目前全球约有10,000 家单一家族办公室，其中一半在近15 年内成立。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仍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从组织形式来看，目前国内、国外的家族办公室主要分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一体化家族办公室、单个家族成立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服务多个家族的联合家族办公室和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成立的家族办公室四种。
锦松家族办公室创始人兼CEO胡松柏认为，不同性质的家族办公室呈现出不同特点。除了单一家族办公室，金融机构下的私行部门独立出来建立家族办公室，类似于银行信托，这类更像一个业务部门，在金融资产配置以及客户群体上有更大优势；大型三方机构成立的家族办公室服务团队在独立客观性和资产挖掘方面更有优势；由律所成立的家族办公室则更多聚焦在一些家族事务型的服务上。
对于中国目前家族办公室的发展现状，香港家族办公室协会会长方建奇用“方兴未艾”来形容，“正处在发展初期，但潜力很大，就像孩子一样，尽管年纪小，但一定会长大。”
方建奇将中国现有的家族办公室业务概括为五大门派：投资派、产业派、架构派、治理派和文化派。
方建奇总结道，投资派通过金融投资为家族挣更多的钱；产业派致力于将家族产业发扬光大，做好传承；架构派帮助家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最有效率、坚不可摧的架构；而治理派通过各种方法做好家族和企业治理；文化派则关注在更高的层面上建设家族价值观和使命感，从而延续整个家族的生命力。
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恒天睿信家族办公室技术专家郭升玺认为，中国家族办公室的行业正在往“寡头化”迈进。
一是如银行、大型财富管理，具有资金、跨境证照及客户优势的“大型机构寡头”，在规模红利的驱动下，只要吸纳市场的专业人才，就可以快速积累客户，先行的机构型家办将大量占据约189万个中国高净值人群市场份额。
同时，一些“专业寡头”冒出，依照合伙人自身专业背景（如法税、投资、置业、保险）的功能型家办将成为主流，且在不同专业中各自出现头部机构，这些专业单位虽然没有如大型机构资金客户优势，但是可通过协议形成合作获利模式。
而跨境取得不同管辖区的业务相关执照，亦将是所有家办日后发展的硬指标。至于少部分高净值人士考虑隐私等原因，以成本中心原则聘用专家设立单一家族办公室，以及大型的跨境服务提供商，则会在整个市场上占有份额。
家族办公室在中国起步晚，专业人才的缺乏成为行业共识。
优脉·家族办公室联盟创始人应松表示，如果站在从业者角度，家族办公室是一个综合专业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类型主要有家族风险管理服务、家族财富保值增值与传承服务、家族治理服务，涉及金融、法律、税务和财务等多个方面，对从业者的综合专业能力要求很高。
由于市场具有实务经验的人员数量有限，在郭升玺看来，现存的家办目前综合优势不相上下，面临的挑战也极为类似，而日后在中国家办市场所占份额的多寡，其关键点就取决于现今市场策略与决策维度。
除了专业人才的匮乏，以“卖方主导”为主的市场逐渐被“买方定位”的理念所取代。
中国金融市场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基本以渠道销售为主，该方式使得其商业模式跟资产管理机构收益连接度更为紧密，跟客户连接度较小，导致很多人的从业特性是以交易为目的，而不是以客户的可持续利益为目标。
光大保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奚颉表示：“所以我们不是销售我们的产品，而是帮助客户通过基金专户、私募等多元手段实现大类资产配置，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风险偏好和对收益的预期。”
“想要做好家办，有两点需要打通，一是专业，二是信任。”尚景汇创始人兼CEO邵尔琛向《今日财富》杂志表示。
据悉，“难以获取客户信赖”是多位业内人士的普遍感受。要解决“信任问题”，除了“熟人”受托建立家族办公室外，郭升玺认为还应建立行业准则，比如家办从业者对客户具有以“当事人最大利益原则”与受信责任两项基础准则。此原则与责任绝非理论，而是对从业人员更有法律约束和直接影响。
在2010年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之前，监管及法律层面并无“家族办公室”的定义。该法案将联合家族办公室纳入其监管框架下，对单一家族办公室进行了豁免，不过后者仍遵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息披露规则，按照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的规范披露其财务信息，包括财务报表、投资组合及仓位等。在深圳市家族办公室促进会创始人靳继科看来，家办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一项业务，它是一个包含了金融、非金融、境内境外各专业产品服务的大集合、大提升，实际上中国家办的发展走在了监管的前面。应松表示，由于家族办公室是给小众人群提供高端且私密的专业咨询和资产管理等服务的，所以不论是在全球还是中国，家办这个主体严格来讲未被特别监管，但其每项业务都会受到专业监管， 即对家族办公室业务进行分类监管是大势所趋。家族办公室虽无专门的监管机构，但是其进行的业务中涉及多种传统业务，是众多传统业务的集合，可以考虑对家族办公室业务进行分类监管，具体的业务类型纳入现有监管体系由不同的机关进行监管。
“在资管新规的一个大背景下，监管层实际上对家办业务开了个口子。”方建奇指出，在2018年，银保监会出台《信托部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信托函〔2018〕37号），明确提出了家族信托的业务性质和范围，这实际上是监管层对家族信托业务的认可和规范。此外，《信托法》17条规定明晰了设立家族信托的财产本身有问题或者产生欠款的情形。《九民纪要》第95条专门强调，除非符合《信托法》17条，否则不允许强制执行信托财产。“通过这个独立性，家族信托就实现了最特殊的功能——资产隔离。”方建奇认为《九民纪要》明确地谈到家族信托的资产隔离问题，对于家办业内是很大的鼓舞。《2020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显示，42.9% 的参与者将经营业务总部设在长三角地区，其次是粤港澳大湾区（19.6%）。靳继科表示，深圳的政府相关部门还是非常开放、包容和支持新兴事物发展的，包括国内首个批准家办的行业组织，未来行业健康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