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用“包容性金融”诠释普惠金融，而非众人认为的“优惠”。他认为理解为“优惠”是一种误解。包容性金融本质是说在传统的金融业、金融系统，没有被包含在内的客户群，也就是被排除外的群体。

当我们聚焦普惠金融这个国家战略时，要先做一个背景的介绍。

首先要做的就是澄清。因为在我们国家，无论是普惠金融还是整个金融领域，都存在语言上的误区。

普惠金融：优惠还是包容?

普惠金融听着很好听，念着也顺口，做普惠金融中心的人也不少。但普惠金融被很多人误解为“优惠”的意思，这就有点变了味道。我用了“包容性金融”这样的一个翻译，用“包容性”原因就是在英文的词汇里翻译出来本质就是包容的意思，和优惠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它的本质是说在传统的金融业、金融系统，没有被包含在内的客户群，也就是被排除外的群体。哪些人呢?往往都是像农民、小型和微型的企业，正规的金融机构就不愿意向他们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的，这些特点都是被排除在外的，所以需要把它们都包含进来，所以本意是这个意思，但是在中国翻译过来就变成了普惠。这个普惠不错的，但是说到普惠的时候，往往人们就会更多想到的是惠而不是普。

这个误区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是因为在中国金融被过度重视了，大家都在谈论金融。普惠金融领域同样如此。金融不可能单独地解决扶贫问题，世界银行的使命是在全球消灭贫困，是不能光靠金融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与使命的。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在农村是比金融更重要的。

但是金融在很多情况下又是重要的，有的时候金融其实能够帮助一些弱势群体改变命运。但是无论怎么说，金融也好，普惠金融也好，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在我们国家金融和普惠金融的作用被夸大了。但同时金融与普惠金融的一些必要领域、一些重要元素又没有真正的到位，所以我们真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下。这也为我们讨论普惠金融这个话题奠定了一个基础，为什么说普惠金融是重要的。

六个分析框架：包容性金融的国家战略

普惠金融国家战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把这个概念框架建立起来。为什么不先讲战略而先讲这样一个框架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多年来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没有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建立起来。分析框架为什么是重要的呢?一开始我们建立这样一个概念框架，对讨论后面的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然就会变成我们在农村金融领域多年以来重复的一个现象：鸡说鸡话，鸭说鸭话，各讲各的话，谁也听不懂谁在说什么，多年都重复着同样的话。所以在理解普惠金融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概念之前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分析框架。

我认为这个框架有以下六个方面的要素。

第一个是现状。我们需要知道现状是怎样的，如果不知道现状，有可能是盲人摸象。中国现在有五千多万个体工商户，一千多万小型微型的企业，两亿多的农民，但是这些都是非常笼统的一个勾勒，并没有人能够真正说清楚中国现在的普惠金融现状是怎样的。像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京东金融这些金融机构，它们都能说出来自己干了些什么，但是在中国没有人对整体的状况有一个清晰的看法。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是需要有这样一个概念的，但是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数据库，只有分散的数据库，像互联网金融的数据库，等等。

因此，我们查不到普惠金融需求满足的程度。这个数据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方，事实上，虽然这些数据是基于对会计和统计的系统，但由于指标体系的缺乏，供给方的数据是不可靠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需求，而需求方大家知道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在国际上需求方的数据是需要靠抽样的办法来获得。但是大家知道抽样也是非常昂贵的，而且有些抽样调查由于缺乏可信度，样本不够大，指标设计不合理，使你很难把它外推得出整体的印象，这种情况下普惠金融国家战略的基础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离理想的状况还很远，到现在没有一个真实的途径。

第二个是目标与目标客户群。既然是战略，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和明确的客户群的定位。比如“三农”，小微企业、妇女等等。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全国妇联有给妇女贷款的补贴项目，全国总工会有给下岗工人的支持项目，还有支持大学生再就业，等等。大家缺乏一个整体的目标客户群的描述和定位，而这个是和对现状情况不明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个是战略设计。当上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就需要有一个战略的设计，或者说原来有了战略的话要对原来的战略加以调整。这个战略设计就涉及到了一个原则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相信不相信这样的一个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就是如果承认市场的力量，就要相信商业可持续的原则。这个战略的设计一定是更有针对性。

第四个是政府需要采取的行动。 普惠金融的战略非常重要，政府要划清楚自己的边界，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这个边界划清了以后，能够搞清楚哪些是市场自己解决的，这条边界的内部，政府就不要再去直接提供了。政府和市场边界划清，政府机构之间的责任明确，以及协调的机制建立起来，这样的一套东西以及监管。

政府能干些什么事儿呢?能干的事情也很多。比方说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突出的有两个，一个就是叫征信体系，现有的征信体系是有严重的问题的，在覆盖面与服务上，比方说服务的金融机构和覆盖的人群。第二个金融基础设施就是现在的交易框架，具体一点的比如动产抵押登记查询这样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以外信贷的合同是需要执行的，因此需要有法律基础，法律框架和一旦偿还不了的话打官司，就是有效的司法，现在这也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监管，监管目前来说太紧迫了。

第五个是金融机构与民间的实践。政府是不能包打一切的，也不应该包打一切。在我们中国普惠金融领域目前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来自民间的实验，来自蚂蚁金服、京东，等等。说这些名字但我跟它们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把它们作为一个符号说出来。越是市场化，这个问题越重要，因为政府自己不直接提供，政府直接提供可能有腐败，可能有效率低下。民间的这种实验一定是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指导和监督，监管的加强，这一定是配套的。

现在时髦的东西不断出现，我们会不断的听到有人说，某某机构有了什么金融创新、什么产品、干了什么事儿，有的是以道德的名义扶贫，有的是引进技术，种种说法层出不穷。怎么从这纷乱复杂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说法中得到正确的看法，得到真知灼见呢?其实很简单，假如某一家机构来向你说这个事，你就问他几个问题。你的目标客户群是谁?现在服务了多少目标客户?你有多少客户经理?期限和利率是多少?大概不到十个问题，基本上一家机构在干什么，真干假干，能不能干的下去，盈利不盈利，就一清二楚了。如果说中央银行的官员和银监会的官员带着这样一套框架和这样一套问题去了解机构的情况的话，很多伪装的机构都伪装不下去了。为什么说伪装?原因就是普惠金融被高度政治化以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伪装者，就是假装自己在做普惠金融。

第六个是业绩监控与评估。普惠金融投入了很多钱，但是产出是什么呢?效果是怎样的?用这样的一些东西一衡量又怎样，马上就露了原形。建立支持风投的基金、中小企业风险补偿基金，这个基金那个基金，但基金背后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的，这些钱是可以用来做更重要的更有用的事儿。

以上六个方面就是一个体系、一个框架，就是一个包容性金融的国家战略。

明确体系：跳出循环怪圈

我们的问题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过了几年了，情况没有改变。所以需要有一套明确的战略。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套目的有特定的客户群，有地域，有人群，等等。同时要有量化的指标和一套指标体系来衡量是否达到了目的。因此，一年、两年、三年要对业界进行监控、评估，然后根据这个评估的结果来发现这个战略的设计是不是有问题，再回馈过来，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在这样一个战略框架里，需要对现状的了解，而现状的了解离不开一个数据库和有效的指标体系，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些像世界银行的指标体系，G20的指标体系等。有了这样的一套体系，普惠金融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就清楚了。(根据王军演讲整理)

王君简介

王君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兼职教授、中欧-世界银行中国普惠金融中心主任。他目前任财新智库战略与合规顾问。曾任世界银行全球金融与市场局**金融专家，负责协调世界银行在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项目。王君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拥有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更名为对外经贸大学)硕士学位以及黑龙江大学学士学位。